影像生存:如何從奇觀回到真實
文/趙川
10月初的一天,從上海人民公園展出的,2004上海雙年展「中國攝影歷史博物館計劃」的展板上,我看到這樣一句話:「攝影家、英國商人之妻立德夫人在《穿藍色長袍的國度》這本圖文並茂的書中寫道:我們對這些人的生活投去匆匆一瞥,他們正在做什麼,我們並不知道,但正是這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使他們的生活具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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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凱.魯芙娜的作品。
(趙川) |
細想,這位立德夫人與其說是為一些她不明白的,或根本子虛烏有的東西尋到了什麼意義,倒不如說她只是不加細究地將思考懸置起來。本來,另一個環境裡生活的意義,也不該由她如此驗證。立德夫人匆匆架起相機,投下一瞥,將眼前那些人的生活鎖定在相片裡。她因此確立起的,是撩撥好奇心的神秘遠方之旅的意義。換句話說,她因為這些「不知道的東西」而不虛此行。
對於一屆屆貌似重大的雙年展,我們也會期待那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潛意識地等待奇觀;但我們也更希望能與未曾遭遇過的創造力溝通,讀通新鮮的認知角度和探究層面,感觸真實情感。
2004年上海雙年展的主題是「影像生存」,英文名稱講得更清楚,「Techniques of the
Visible」直譯意思接近「可視的技術」。它的側重點是在「影像」本身,是影像藝術自身的生存之道。從立意上,這是藝術在技術層面的探討,有點像一次公開了的藝術圈的內部活動,而且還是科技組的。影像傳統上的強大意識型態功能,和因此具有的社會作用,在這樣的題解下被化解掉。上一屆威尼斯雙年展的主題「觀者專權」,也是從藝術圈自己的標準出發。西方當代藝術的圈子裡,自給自足、自我循環和評定已成為一種流弊,是公然傾向。藝術圈內會不時津津樂道一些針對體制自身的責問,但這種對當代藝術體制的調戲,往往又因為攀附在體制之中,充斥了對公眾的弄權和狡黠。
主題的取向,從一方面看來,借探索藝術的技術語彙,正好避開細究身邊的真實;另一方面,與西方藝術的話語腔調接軌,可以在更大框架裡搭建溝通平台。這使得雙年展的中心展「影」,充斥國際化的形式,而遠離巨大變遷中的中國社會現實。這樣,我們會丟失什麼?「長征工程——延川剪紙大普查」的務實努力,因為粗糙套用當代藝術範式,民間剪紙的視覺特性,在展廳中央被圖騰化地高掛和鋪地,以及貌似人類學調查的資料堆積下消失。不管是玩弄田野調查,還是假扮人類學者,「民間」在當代藝術凌駕一切的心態下,不可能獲得正式平等身份。我曾一度寄望於上海雙年展在「影像生存」,能從亞洲或其它區域的傳統裡,找到並呈現現代科技之外的影像觀念和技術。但看來這是不可能的。策展基本被力求與西方當代藝術打成一片的思路獨占,已不具備貼近其他傳統的能力,更無從組織起一個獨立嚴謹的思考方向。
公元2004年,金秋送爽的上海,什麼是雙年展上那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創造力、深度和情感?
上海美術館主場館的展出內容,按技術性能分成影棚、劇場、暗房和畫室。但現場裡它們並沒有形成有序和有效的展出框架。這次受邀展出的,不少是具有當代藝術史意義的藝術家,如小野洋子(Yoko
Ono)、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傑夫.沃爾(Jeff Wall)、比爾.維歐拉(Bill
Viola)等。辛迪.雪曼更是同時展出她當下的和上世紀70年代的作品。遺憾的是策展人沒有通過他們的在場,營造出當代藝術中影像發展的一定脈絡。
以上海美術館的空間尺度,不少作品的尺幅顯然不很得當,使展出看起來擠迫和相互干擾。但這仍不會掩去一些美妙作品和有意思的思路。以色列藝術家米凱.魯芙娜(Michal
Rovner)的作品在入口處的一個角落裡,她用光影,在石板上生成一排排活動的人型,組成不可讀的古老語文。那些細小、模糊和不可辨認的人,他們似乎注定要淹沒在命運裡。還有威萬.蘇達蘭(Vivan
Sundaran)的攝影,讓我們體會到影像的記憶力度和構成方式的詭譎。貢扎羅.狄亞茲(Gonzalo
Diaz)的裝置,源引《聖經》典故,揭示政治的虛偽。他們以不同方式的影像來關注社會和命運,作品所用視覺語言,層次複雜,極富魅力。可可.福斯柯(Coco
Fusco)、曾廣智和陳界仁的作品,本身並不著意於影像技術可能帶來的趣味,而是直逼現況,呈像十分有份量。
國內藝術家投身於當代藝術之影像技術的追蹤,也想在家門口提供奇觀或創造力。馮夢波的互動遊戲,從混亂裡揭示的還是混亂。楊福東的中國年輕人影像,越來越顯出周遊列國後的疲憊和無力。邱志杰的裝置是一堆漂亮說法的蹩腳圖解。他們為西方提供過「不知道的東西」,但在中國,這些顯然有些夾生。他們遠不及另一些爬得高的藝術家更出風頭。徐震讓美術館樓頂大鐘指針飛轉,胡介鳴在展館外牆疊起幾十台電視機。據說未實現的方案還包括,從街道斜對面的國際飯店到美術館,上空拉起一根鋼索,懸吊真人扮的七仙女從空中撒花,以及想在美術館門口鋪上鐵軌等等。這些想製造公眾奇觀的作品,都看圖說話似的,配了幾句緊隨時代、彰顯政績的圓滑說法。但我倒更願意看到王寧德貌不驚人的圖像,他描繪另一種真實的認真和才華。而且方案實現能力之差,使一些作品更像是賣弄小聰明的噱頭。根據雙年展出版的圖錄,很多裝置和行為類的作品,擱在展廳中的只是半成品。比如烏爾善的《新大陸》,在底層大廳裡體量巨大而莫名其妙。作品的完成度考驗著主辦機構和藝術家的專業素養。
與主展館上海美術館相鄰的人民公園,還有「虛擬現場」和「中國攝影歷史博物館計劃」兩個主題展。「虛擬現場」裡以藝術名義進行的所謂感官實驗,在粗陋的環境裡,像是些小發明似的科普遊戲,讓多數進出的人感到茫然。一邊「中國攝影歷史博物館計劃」,雖然簡單但立意明確,倒還吸引不少觀者駐足。2004上海雙年展中的影片展播,終於讓我們感覺我們還是在中國,一些如賈樟柯等大陸編導無法公映的影片和紀實類電影,在這裡獲得了展播機會。
雙年展源自有著殖民文化烙印、展出各地奇特物產的世界博覽會,從開頭起就帶了奇觀和異國情調的意味。西方當代藝術不管深淺,愛將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一切都霸佔進籃子裡的做法,正好與此吻合。所以場內人頭擠擠,眼花撩亂,為「不知道的東西」嘖嘖稱奇或覺得見聞有違常理的,都實屬正常。
上世紀80年代以降,中國視覺藝術界就在狂熱學習、模仿和靠攏西方當代藝術的熱情中。從90年代初起,大陸地區開始練習操作雙年展這樣的藝術展覽模式。上海雙年展是較為成熟,連貫地由官方支持的展覽,至今年已是第五屆。自2000年上海雙年展起,這一展項已全面歸降於西方當代藝術模式。上海的雙年展無疑被市政府方面希望辦成都市開放的政治明信片,他們甚至已看到了通過推動藝術,促進招商引資的機會。
從策展角度,這次的「影像生存」,不管是從藝術演繹技術,還是從技術演繹藝術,通過對「影」和「像」的玄虛談論,展覽實際淡化了影像從誕生起就具有的強大追憶功能,和直逼生存真實的特性。儘管展出中的許多作品,都靈巧地套上些人文學科的說法,但那不過是當代藝術名利場中的習慣姿態。上海雙年展還多了官場味道。含混的態度,永遠也不指望提供任何立場。來自英國的批評家Jean
Fisher,在雙年展的學術研討會上說「怎樣面對技術對藝術表達的損害,對真實生活感受的損害?」2004年上海雙年展的主題,是對這種種損害的反諷嗎?在影像泛濫的當下,如果不滿足於以藝術的名義,製造更多名利和奇觀,我們如何才能希望這樣耗資不菲的藝術展出,能提升影像價值,讓藝術從技術變遷的驚訝中鎮定下來,回到社會生活的真實裡? 日期:20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