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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淡的2004,小小的涟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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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2-30 16:41:33
来源: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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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和将来之间：中国新摄影、新录像艺术展”首次在海外全面展示了中国近十年来最新的实验摄影和录像作品。图为盛奇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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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过去一直作为意识形态的“异己”状态，而自2002年以后，不再有展览被取缔。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如今在世界顶级博物馆、展览上不可或缺。图为邱志杰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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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印象派的同时能不能也进一些印象派之前、之后的作品，它的亲戚，还有它的敌人———沙龙画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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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国参加第26届圣保罗双年展的渠岩作品《流动之家》（上图）被指抄袭岳路平的作品《分道》（下图） | ■在中国艺术界相对平静的2004年即将过去时，且让我们来听一听艺术批评家们的声音……
☆当代艺术浮出水面
2004年，当代艺术在中国开始显现一个特征：官方或政府对艺术的操作开始形成。以往的氛围是紧张的，他们不愿意让一件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发生。随着中国一次次地希望进入到世界文化语境中，从申奥开始，到上海艺术双年展、广州艺术三年展、去年北京所谓的“艺术双年展”，当代艺术开始浮出水面。从国内各拍卖行看，当代艺术作品的收藏已经开始，国内出现大概10个有目的的收藏团体或个人，把目光转向当代艺术。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当代艺术事实上在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谈到的当代艺术，对今天社会变化、变革的参与性是很弱的。当代艺术最大的特征是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并与之互动。在中国，这方面还相当弱。
当官方展览成为主导的时候，一些不可避免的弊病就出现了。
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如今在世界顶级博物馆、展览上不可或缺。这只证明当代艺术的大量市场在国外，艺术家的工作也必须面对市场。作品去国外参展也好获奖也好，与中国社会没有太大关系。在很多方面，它是一个畸形儿，一个物质化和欲望的时代决定了这一点。
当代艺术对生活的渗透和从生活中直接获得的营养还是很少的，还是非常犹豫、不坚定的一件事。今天社会本身形成了某种文化，却恰恰不是文化人参与的文化。艺术家、知识分子、作家……在多大程度上跟今天这个文化的动态能够匹配？我觉得是非常可怜的。我们的生活太精彩了，甚至太不可预测了。今天中国是在高速轨道上运行，每秒钟都可能有奇迹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人、艺术家，实际跟中国社会的关系是不太大的。
这个特征并不能很快得到改善。
———艾未未
☆第十届全国美展：五年一开花
“花儿五年一次开”，只是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这朵花儿已经再也不能开得那么纯正。现在恐怕只有中国还在搞“全国美展”了。1990年代后，随着艺术商业化的程度不断深入，一些艺术家脱离了行政体系对“身份”的束缚而成为自由职业者，同时，在以国外市场为目标的艺术市场化的过程中，官方体系的“身份”也不再是衡量一个艺术家作品的水平的惟一标准，这样，因为参加全国美展而带来的在行政和学术上的“认证”价值不再对这些艺术家发生作用后，他们也用不着再加入到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游戏中去了。本届美展中，一些题材讨好，而艺术语言和技法业余的作品居然能成为获奖作品；对多媒体等新的艺术形式和语言的有意识的抵制，使展览越来越弥漫着一种迟暮之气；自下而上按行政级别逐级推选的选拔制度中不可避免的与“人事”、“人情”有关的因素无法达到根本性的根除而影响了展览在学术上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吴鸿
☆影像———墙内墙外
今年，我以为巫鸿策划的中国当代影像展很重要。但这件事发生在境外，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展出，跟中国本土没发生应有的关系。要知道，这是中国影像作品第一次这么集中地在世界范围展示。如果咱们今天的当代艺术要跟“世界”对话，一定不是绘画，而应该是影像。中国目前美术界恐怕还要等一两代人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重要。中国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已经做了极好的影像作品，但在境内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十多年来，中国当代艺术（装置、行为、观念艺术，也包括一部分绘画）已在国内外有很多展示机会，但影像是薄弱的，长期缺席的。现在的悖论是：目前引起国际间重要展览关注的中国影像作品与作者，都是中国本土的，但在中国本土既看不到这些作品，主流艺术圈也好像没有人格外了解、关注这些事情。中国当代艺术在威尼斯、圣保罗双年展，在卡塞尔文献展，哪怕只有一两个艺术家露面，圈子里都会有人谈论，但焦点不是影像。而国外早已不把影像和美术分开来看，它们是一回事。而再新的绘画只意味着绘画，影像的意义与价值则远远超过影像本身。现在国内所有画油画的人都在用照片画画，但他们几乎都不了解，也不关心影像文化，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我所接触到的摄影家也有同样的问题，即他们只关心摄影，而不是把摄影放到一个大的影像文化的框架里看待自己的实践。———陈丹青
☆摄影节多得热昏
今年摄影节多得热昏，水平大多不高，都没有经过认真的策划。政府常用的口号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官员们没有把文化当一回事情，更把文化中的摄影看作文化搭台的环节中最容易搭建的艺术门类。其结果不仅看不起文化，同时对摄影也是一种不严肃的态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出来的活动可想而知。大众性的标准太低了之后，对摄影没有带来太好的作用。
对2004年的摄影界来说，“摄影和记忆”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话题。不少摄影家自觉不自觉地开始用摄影的方式尝试对记忆进行再现、追寻、保存。刘铮在798展览的《革命》，一反其以往的风格，采用的是导演摆拍的手法。邵逸农、慕辰在上海双年展的《大礼堂》，以大礼堂作为切入点，用影像的方式再现了“红色记忆”。颜长江在爱普生画廊的《三峡》，以主观纪实的方式对个人记忆进行确认和保留。再比如上海双年展上王宁德的《某一天》，身体、性别纠缠在一起，作品中的内容与摄影家童年的经历和记忆有着复杂的关系。河南摄影家姜健的《主人》个展，拍摄于1990年代，展现了河南中原人民的环境肖像、生活方式、空间意识以及审美观。胡杨的《上海人家》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记录的是当下的但也是很快就要成为记忆的景物。
———顾铮
☆法国印象派绘画展：时差和断层
就我记忆，好像自1978年“法国乡村画展”来华展出后，今年是中国迎来第二次欧洲美术史重要流派的展览，两次相隔26年，均以法国绘画为主。虽然其间来过海默收藏展和其他少数西方画展，但不及两次法国画展那么集中完整。26年来，中国发生巨大变化，法国乡村画展来时，“文革”刚结束两年，整个国家与欧洲美术文脉完全中断将近30年。当年我们这代人被这个画展震撼了，我的西藏组画就是看了那个画展后，直接从苏联影响转到欧洲影响。此后二十年，中国当代艺术迅速发展，到现在为止，西方现代艺术的所有门类、观念、材料，我们都有人在做，忽然，这么一个法国19世纪的画派展览进入中国，它在中国的语境和26年前完全不同了，美术界不会再像1978年那样无保留地看待。另一方面，印象派画展在民众和社会层面的轰动，又说明这样的展览来得太少太少了——又迟又少。请注意几个时差或断层。一个时差是，建国以来（民国时候就不去说了）第一次在《美术》杂志上介绍印象派是1957年，随后遭到批判，第二次就是1978年，整整过了21年，造成非常迟到的追认。第三次就是2004年，又过了26年。这个时差非常厉害。1957年介绍印象派时，印象派已经过去差不多一百年了，到2004年差不多过去150年，但对中国的民众来说，能亲眼看到印象派原作，仍然是极其稀有的奢侈的视觉经验。
我们的眼界太可怜，我们对西方艺术的认识还是印刷品，因此，画家们对西方绘画的认识总是破碎的、单一的、浅表的。这种残缺的认知方式持续了一百年。办展览，尤其是引进展览的专家能否思路开阔一点，进印象派的同时能不能也进一些印象派之前、之后的作品，譬如影响印象派的现实主义流派或英国人透纳及康斯泰勃的画？或者受印象派启示的立体派、野兽派、表现主义作品？再或者，进一些印象派的对立面———沙龙绘画？不认识印象派当时的敌人或师承，不可能真正认识印象派。印象派在当时非常前卫，斗争性非常强，他们和谁斗争？为什么斗争？斗争的后果是什么？我们知道徐悲鸿的老师是达仰，而徐悲鸿影响了几代中国画家，达仰则是晚期沙龙画家中比较平庸的人物，可是我们到现在也还没看过达仰的画……1949年后学苏联也一样，长达五十年没有像样的苏联油画展览。说起来很可悲，影响我国美术最重要的两个画派———苏联和法国，我们都不见得真正了解。除了出国，国内画家和老百姓没有办法看到苏联或法国的绘画。我看到这样的展览进来，又欣慰又沮丧，它来了，证明的不是印象派怎样，而是提醒我们匮乏的眼界，和循环不止的文化时差。
———陈丹青
☆两个蒙古包闹双包
在今年相对平静的艺术界引起了一个小小的涟漪的，还有从网上扩展到平面媒体的“蒙古包”之争。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在网上指责渠岩参加第26届圣保罗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作品《流动之家》有抄袭西安艺术家岳路平的作品《分道》的嫌疑，检举方的指证“言之凿凿”，而反驳方的举证又“信誓旦旦”。对于这笔到底是谁“抄袭”了谁的糊涂账，老实说我没有丝毫的兴趣。说句公道话，“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怎么看都有点像“关公战秦琼”的味道啊！而这件事情，能引起我的思考的地方是：这个事情的实际情况即使是没有抄袭，而两位艺术家在“挪用”了同样的原始材料的时候，采用近似的思维方式，至少是说明了当今艺术界语言创新能力与艺术想象力的匮乏。
———吴鸿
☆上海双年展：仍然是一张名片
做得相对比较好，这与主要策划人许江的一些个人背景不无关系；他也是一个实践者，使这个东西比较对位。但上海双年展仍然是一张文化的名片，中国上海市政府试图藉此表明我们是与世界接轨的。
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来自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每一个城市都在盖博物馆，像北京更是有很多很多博物馆，也包括当代艺术馆。它成了一个家里必需的置备，像1980年代中国家庭所说的几大件儿，要是没有就不像个家。
———艾未未
☆建筑双年展：资源由谁垄断？
文化部、建设部同时把办展批文给了一个公司。事实上这是中国的机构经常做的事情：通过一个批文把一件事情交给下属或熟悉的一个实体。可以说这是草率地处理了一个资源。两个原因：他们没有能力使用这个资源；而他们又不能不做事，给别人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每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你把它给另外一个实体的时候，另外那个实体的性质和目的，与国家处理文化活动，一定是不同的。
国家机构有没有权力处理这个资源？冠以“中国建筑艺术双年展”的这个展览，它是全民的一个资源，不属于文化部也不属于建设部。如果是水利部、交通部，做错一件事情，有审计部门来查你。那么一个展览办坏了，谁来查？
这个事件的结果是资源浪费、信誉受损。在中国当前如此大规模建设的时期，建筑文化迫切需要整理。你的很多课题是全世界都不具备的，如中国般高速发展的状况，历史也只赋予你一次。它能形成相应的理论体系相应的观点，这可能成为今天文化的一个特征，可能影响世界文化格局，可能有新学说出现……但这个资源完全浪费掉，没有任何人去想过这个事情，因为策展人不是专业策展人，不是在文化上具有先进性的。这样的事件折射的问题是非常大的。
———艾未未
（本报记者 李宏宇 夏空 王寅 采访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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