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禄

    走过由悬挂在半空的数十根皮带组成的《标准和双重标准》，走过石板上蠕动的整齐的小人影子，走过顶天立地的《幸存者》照片，走过鼓张的铁皮风帆和白蜡冻成的海浪，走过上海美术馆立墙外24只电视屏幕叠成的《向上·向上》，也不管中秋夜整12点钟楼上疯狂旋转的时针，演绎《当当当当》的时空隐喻，我只在美术馆二楼延川县剪纸大普查的成果前流连忘返，并对每个民间艺术家会心一笑。就像走进老朋友的家，乐呵呵地道一声：“吃了没？”

    今年上海双年展主题选得巧：“影像生存”，没有上一届建筑与营造的虚伪，拉拢房产商又力图掩饰资本介入的痕迹。影像的形式，使作为古老民间艺术的中国剪纸昂然进入双年展的庙堂有了可能。虽然我在年初的新闻发布会得知它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但还是为民间艺术会以这样一种活泼的形式呈现而感到意外，它与以怪诞吸引人们眼球的当代艺术形成强烈的反差。

    延川县位于延安东北部，一个穷得掉渣的地方。对延川县民间剪纸的普查行动是“长征工程”的一部分，它由一个民间艺术机构策划并实施。一群艺术家和志愿者从1999年就开始了，从瑞金启程，沿着当年红军经过的路线，逶迤到了回荡着信天游的黄土高坡，对延川县18万人口梳理了一遍。这是一次民间艺人的总动员，也是一次农民兄弟姐妹们的才情释放。民间剪纸以最基本的材质，最直接的传播，最鲜明的民族特色，最率直的诉求方法和个性展现，最简单的影像形态，向城市人，向全世界最前卫和最高端的艺术家们表达了对世界、对人生的朴素看法。

    回收来的15006个剪纸作者的材料，装进一个个牛皮纸袋里，摞在一个很大的玻璃柜里。四周的墙面上就张贴着普查的表格，这是原始的档案。

    在我们这个国家，表格本身也是一种集体记忆，它的深刻意味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深远的。而现在，它的鲜活性让我惊奇。从这些表格中，我分明感觉到民间艺术的亲和力和精神活力。每张表格上除了村名、姓名、出生年月、民族、职业、娘家、家庭收入之外，还有自述。不管自己写还是由别人代笔透，自述内容都透露出最真实的信息，给我可触摸的想象依据。

    不识字的毛秀莲老人这样说道：我们这种在山里呆了一辈子的人，剪得（的）花花草草竟然可以拿到上海展览。可惜的是我剪得不好，花花拿出去还不晓得人家笑话了吧。你们要得也太急了，要是多给些时间来剪的话，我就慢慢的想、剪，说不定会比现在剪得好哩。

    贺头村的老太太冯玉兰说：我们这一到秋天，雨就下个不停。特别是有枣的地方，人们非常着急。从上辈传说，只要用纸剪个媳妇手拿扫帚，天就放晴。我们这儿都会剪。每个人的表格上都要附一幅作品，她附了一张媳妇手拿扫帚的剪纸。

    在农村，剪纸原本是自由的抒发，但有人会遇到不自由的事。剪龄已有14年的李君林老人说：命不好，寻的男人不定（顶）用，我看见那是不顺眼，我爱剪花花，那还不让，常跟我噪（吵）架，气得我从此再不剪了。事实上她并没放下剪刀，这回她剪了红绿两种花花，很美。剪了35年剪纸的杨碧霞老人说：人家家里都看着我剪花烦着哩，不让我剪，我就爱这个子，只要有空闲就剪，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剪。这些可爱而倔强的老太太真是太痴迷剪纸了。

    这些朴实的劳动妇女，在出嫁前叫作女子，把自己的男人叫作掌柜的或当家人。在照片上，那一张张被西北风割得沟沟坎坎的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红里透黑，就像紫红色的玫瑰。虽然看上去她们比同龄的城市女性至少老二十岁。

    剪纸不是妇女的专利，男人也剪。一个名叫白双泉的男青年在自述里写道：我是一个受苦人，咱延川婆姨会剪花，男人家也会剪一些。男人有男人的风格，男人不剪细制（致）的，但会剪粗糙的。他剪了一个男人，有武松的体魄和胸怀。

    得知这些剪纸要放到大城市里参展，农民是掩饰不住欣喜的，但她们的表达与城里人不一样。贺家村的张氏说：哎，你们怎突然要个花花哩，你们要这些烂窗花还拿去展览，那肯定让人笑话咱了。我剪得不好，能了你们拿着，不能就把那杂丢了。不知道外国人过大年贴窗花不。

    民间艺术它的生根处自觉地传承着，孩子们也加入了剪纸的队伍，他们剪得还比较稚拙，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动漫的影响，而且各人的自述都很简单，有的明确表示不爱读书，或干农活太累，但都喜欢剪纸。

    一路走，一路看，一句句地记着，我深深地被这些朴素的民间艺术家感动了。不只是剪纸，还有爱憎分明的表达，更为了他们的胸怀，装得下高山和大海。

    “女子十八般变，俊格旦旦亮艳艳，女子铰花铰叶铰出水格灵灵的毛腮腮，如今日子过红火了，铰个花花叶叶只图个老人平安，儿女日子火红红旺。”马家河乡李家圪村34岁的高碧霞，初中文化程度，作品曾经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她在自述里干脆唱起了信天游。

    在这些剪纸中间，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彻底的洗刷，连缝里的积积垢垢也被剔剜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