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是新文学概念中很重要的一个。我曾经也十分赞同作家要珍视自我、认识自我、表达自我，反对那种全知全能的狂妄，还有企图规制社会的独断与僭越。我至今以为这样说仍有积极意义，但前人说"好而知其恶"，我也明白"自我"一词本身未免过于笼统、简单以及浅陋，一旦离开了对话者之间必要的语义默契，就可能成为一剂迷药。

　　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自我"确实在一些人那里诱发了自恋和自闭，作家似乎天天照着镜子千姿百态，而镜子里的自我一个个不是越来越丰富，相反却是越来越趋同划一，比如闹出一些酒吧加卧床再加一点悲愁的标准化配方，见诸很多流行小说。"自我"甚至成为了某些精英漠视他人、蔑视公众的一个假爵位，臆必固我的偏见，放辟邪侈的浪行，往往在这一说法之下取得合法性。在一个实利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环境里，在一个权贵自我扩张资源多于平民的所谓自由时代，这种倾向的意识形态背景，当然也不难想象。

　　一个婴儿的自我，与一个成人的自我，不可同日而语，而婴儿的自我除了奶水欲和排泄欲，有什么可供认识和表达的吗？从婴儿到成人的过程，岂能在一面镜子前封闭式地完成？稍有生物学常识的人知道，一个生物个体的特异，不是这个个体遗世独立的结果，恰恰是诸多个体组成了系统并且在系统中持久交流与冲突的结果。倒是不能构成共生性系统的众多个体，只能像沙子一样匀质化和同质化，即千篇一律的雷同。这就是说，自我只能产生于社会环境与文化过程，公共群体是自我之母。在这一方面，一些自我论者好谈佛老，其实佛学一直力破"我执"。大乘佛教倡导"自度度人"，是担当社会责任的。其它教派也重"因缘"，内因外缘就是对一种环境系统的描述。唯识宗将"依他起性"列为要旨的第一条，强调任何"种子"在转化为"现行"的过程中，有赖于他者和环境的作用，纯粹的自我从来不可能生成（见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唯识思想论集》）。一些自我论者还好谈海德格尔，其实也是爱错了对象。

　　海德格尔不太会运用整体法则和大数法则，但还不至于在林中小路上自摸成癖。《存在与时间》中最有洞见的部分，恰恰是他发现了"自我"差不多是一个行骗已久的假面。他是这样说的："此在总是说：我就是我自己；但也许偏偏它不是自己的时候它说得最为起劲。"连"冷漠相处"也是一种"共在"，"这与互不关联的东西摆在一起有本质的区别。"海氏不承认有"无世界的单元主体"，倒是强调"此在世界就是共同世界，在世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见陈嘉映编著《存在与时间读本》）他差不多用了整整半本书，来说明自我与外部世界是怎样一开始就相互纠缠和相互渗透，不容人们机械两分。

　　引用这些说辞很可能让人扫兴。这无非是有感于时下一些人理论上的混乱，若不稍加澄清的话，实在更让人扫兴。

　　作家当然大多是个体户，作家当然就是作家，因此没有必要都去当记者、法官、社会学者，这就要求作家有必要经常内省式地回到个人体验，"自我"这个概念在日常语境下也无须取消。

　　我只是怀疑有些朋友错把慈母当仇敌，以为只有脱离社会才能找到自我；也怀疑有些朋友错把险途当捷径，不知道"表现自我"其实意味着极为苛刻的标准和极为危险的任务，恐怕不宜成为群众运动，更不宜成为青少年的流行娱乐的。

　　当我自知阅历贫乏的时候，人格空洞的时候，我情愿躲在技巧以及知识后面，做些没出息的工匠活计，而不敢赤裸裸跳出来，用一个丑陋的"自我"使他人受惊狂逃恶心翻胃。孔子主张因类施教："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借用这一格式，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成熟入世者以上，可以言自我也；成熟入世者以下，不可以言自我也。事情得因人而异。青少年似应特别注意防火、防盗、防"自我"，不必去强行参加仿卢梭或者仿卡夫卡的高风险冒进，一不小心就成了先疯（锋）派和前伪（卫）派的怪胎，只能靠扮鬼脸发尖声来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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