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力量媒体精选

艺术当代2003/06
展示与得体-严善醇答问录 艺术当代编辑部
问：能否结合你的“得体”原则，再回过头谈一下北京的展览，你对这次外围展有何感想？
答：我第一个看的外围展是“民间的力量”，这个展览展示了四位民间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最打动人的李天炳的《天光摄影》和蒋济谓《语录山》。策展人把摄影师李天炳也请到了现场。说实话，我不喜欢行为艺术，但这个摄影师的举手投足，还真的让人觉得是件作品。也许，对他来说，摄影只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在：“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这个战士空间里，他却成了艺术品。那个雕刻家的作品也非常具有感染力，他们两个人的作品都具有一种历史感，在那里，我们真正感受到了民间的力量以及民间艺人对艺术投入的热情。当然，这得感谢策展人，感激他们的寻找和精选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觉，让我们能更快的进入角色。当代艺术和这个社会一样，有无数多的领域，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懂，样样都会，我们只能听专家的意见，即使它们是吹牛，我们也只能洗耳恭听，因为他们是专家，这就是“当代”。邱志杰的一句话给我们印象最深。他说，对“国营”单位来说，把事情做完就算把事情做好，而对“私营”机构来说，只有把事情做好才算把事情做完。
附 马坑大队专业队留影 李天炳

艺术世界2003年11月号
民间不怕远征难 《民间的力量》展 兀鹏辉
The Power of the Public Realm
民间，只是这四位作者的现实身份，他们都是民间的艺人，民间的艺术就不一定是“民间的艺术”。
《民间的力量》是卢杰策划的“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挖掘出来的展览，时间正好赶在了北京双年展期间，被不少人认为是最好的外围展，卢杰并不愿意沾这个光，选择在众多的外围展开幕的９月１８日开展。也仅仅是为了方便观众，的确，无论是价值取向，还是审美趣味它都区别于近期的外围展，它的特殊性在于发掘了当代艺术视野之外的民间传奇和对民间资源的再认识。民间，只是这四位作者的现实身份，他们都是民间的艺人，民间的艺术就不一定是“民间的艺术”了，比如王文海的观点放之当代艺术仍然是敏锐的：“美院的人说我做的不象，可老百姓一看就认得是毛主席，认得就行，为什么要像呢？美院的特长就是做具像的，我就不喜欢，太拘束了，一看就没有什么想头了，我觉得似像非像才有意思。”
福建漳州乡村的李天炳老人，１９４６年偷了家里的耕牛到城里卖了，买了一台英国产的老式座机开始摄影生涯，至今拍摄的照片有几十万张，涵盖了闽西南山区的世间万象，放大机是在烟囱下用竹筒代替的，因为没有电，冲印完全是自然光完成的，曝光是手控柴门开合，恐怕摄影史上都没有他这样的洗像技术――在山泉中漂洗照片。我们把难以想象的事物和人物叫传奇，“李天炳的传奇是以最朴素的技术和个人的超凡努力为基础的，他以农耕时代的人对自然特有的敏感消化了摄影这一现代性技术。”朴实的山里人用同样朴实的民歌来传唱“天炳师傅”就再正常不过了。
广西全州的蒋济渭２０年来如一日地奔波在他的“语录山”上，则来自她年轻时候的革命理想受挫，转而独居并拒绝与家人说话，每日上山雕刻文字图像：马恩列斯毛语录；鲁迅等文化名人，革命者肖像和民间俚语相得益彰，这已经是达达主义了．仅举两例石刻语录：
“恰同学风华正茂,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学而不厌下车伊始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声东击西”。他的生活与创作：“是公共话语摧毁个人的逻辑整和能力的结果。失控的图像和词句梦幻般地纠缠着一个人的灵魂，驱使他做西西弗式的苦行以自我救赎，通过癫狂的自我放逐和自我驱役来换取安全感，来使自己曲折迷乱的一生升华为历史的启示。”
西安的郭凤仪，退休后开始绘画，过程就更离奇了，先写上文字，然后奋笔疾书，最终呈现的总是双头女妖形象。“放下画笔，她就像任何一个平凡的妇女一样牵挂着儿孙”。
来自陕北的王文海在延安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成了王家岭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在毛主席去世时，他的雕像已经小有规模，至今他以雕塑了1300多尊形态各异的毛主席像。在狂热的崇拜下，他还携妻远赴韶山朝拜。因为靳尚谊等画家下乡写生，他有过做模特的经历，或得了对“个性”的尊崇，没有专业经验又使他和专业人士拉开了创作的距离，进一步强化自我，他的很多作品已经具备了较强的抽象意识，令无数人流连忘返。王文海在展览的一个月当中天天在展厅里雕塑他的毛主席像，当主办机构要帮他买作品时，他以为能卖个几百块钱，听到是几百美金时，下了一跳，在老家“有人喜欢就送给人家了”。
　　
三联生活周刊2003.10.06-13
来自民间的素人 施武
4名素人艺术家是“长征”艺术活动考察中结识的四个奇人，他们的“作品”（虽然他们自己并不这样自觉）作为“民间的力量”在北京大山子新艺术区里的“长征空间”展出
“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艺术活动从2002年6月开始，江西瑞金市活动的第一站，大致沿着当年长征的路线一路走，一路做展览，展览主题多数都由当年长征路上的思想主题引申到当代艺术问题。设立在北京798厂区内的“长征空间”是这个活动的第13站，在13站上已经有过很多次展览，这些展览都要在艺术创作的方法论上淌出一条新路，他们的针对性也主要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艺术环境中，职业艺术家们在创作上的诸多得失，瞧瞧人家是怎么干的。
“天光摄影师李天炳”的故事曾被东方时空的摄影师沈小闽拍成一部纪录片，还被记录吉尼斯纪录。“天炳师傅”-闽西南贫困山区的人再民歌中是这样称颂他的-解放前曾给国民党政府拍证件照片的英国人打杂工，从此迷上摄影。1946年他偷了家里一头牛卖到城里，买了一台英国产的老式座机，从此开始了他的乡村摄影师生活。粗略估计，50年来他扛着这台老座机翻山越岭拍了几十万张照片。神奇的是，由于山区没有电，他的底片冲印只能用自然曝光，完全靠他开关屋门的速度来控制曝光，他在屋顶的烟窗口接上竹筒自制了所谓的放大机。在长征空间的展览厅上陈列了他用这种方式拍摄的乡村里的婚丧嫁娶，学生毕业，节日庆典等全家福，其照片质量之高让人难以想象完全来自于他对技术设备的敏感和超凡的努力。今天天炳师傅扛着他的老座机第一次到北京，在大山子艺术区为这里的艺术活动拍照，所到之处无不引人注目。那台老座机通身上下都有修补的痕迹，有的地方用铁丝缠着，有的地方用胶布贴着，让那些肩背手举着最先进相机的艺术家们错愕惊叹。长征空间的主持人卢杰和邱志杰说，他的传奇就是以农耕时代的人对自然特有的敏感消化了现代化象征之一的摄影技术，为我们提供了现代化经验的另类模式。
“语录山的蒋济渭”是广西的村民，他年轻时参加革命，当地游击队让他先自己解决武器装备，他费尽周折弄到武器后却解放了。因此他以老革命自居，却从不被认可。80年代他离开家人独居在村外山脚下，每日上山在岩石上雕刻他的心中所挂，有人物浮雕毛主席，十大元帅，刘胡兰，宋庆龄，白求恩，雷锋，鲁迅，更多的是领袖语录，名人格言，中央文件的口号。他雕刻的内容完全凭记忆，所以内容之间的联系充斥着无逻辑的即兴联想，比如鲁迅像旁边的题字是“人民公社好”，宋庆龄像旁题着“学而不厌下车伊始……”20年来这些非常态的石刻从山脚逐步向山上延伸，逐渐地这座小山被当地民众称为语录山而远近闻名。艺术评论认为，他的非逻辑语言堆砌具有达打派的癫狂，他的石雕人像风格接近兰州炳宁寺石窟，他的毅力也只有开窟的孤行僧可比。但是他的原动力和偏执却不是达达的理性叛逆或僧人的求救愿望，而是个人生命与社会图景的灵魂纠缠，一种自我救赎自我放逐的梦幻驱使他把自己的命运升华为历史的启示。
“西安素人郭风仪”是位退休女工，她的绘画起始有点神秘兮兮的动机，她总是从文字开始，写下什么字，她的头脑中会有相关的意象，她只是画下来而已。她的技法是用毛笔在宣纸上勾勒密密扎扎的五彩细线，线条层层叠加随意展开。在她的绘画行为中，两位主持人发现的是：“原始经验可以通过日常生活的各种渠道转化，通过个人化的绘画得到表达。”在她的绘画中，我们隐约感觉到原始的集体经验作为一种文化基因的力量和美妙。
“延安泥人王文海”是杨家岭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当年靳尚谊，钱绍武等画家到当地采风时，王文海曾为他们做模特，这多少启发了他动手创作的冲动。因为他最崇拜的人是毛主席，他就用泥塑塑造毛泽东像，多年来，他塑造了上千尊毛泽东像，他的家里所有的地方都摆忙满了各个时期，各种姿势，各种神情的毛泽东像，蔚为奇观。他从各种画报资料中选取形象，不讲解剖，也不同于民间泥塑的传统程序，“美院的人说我做的不像。”王文海自我解释说，“可老百姓一看就认得是毛主席，认得就行！”王文海塑毛泽东像，完全出于崇拜，而他独特的造型观又掺杂着自我肯定的强烈意识，这种自我肯定与专业画家下乡创作带给他的启发有直接关系。他凭借地方资源与专业人士拉开距离，在北京的前卫艺术家称赞中，进一步放大强化。在“长征空间”逗留期间，他现场创作，那种独特的造型的确渗透着一种温暖的人情和质朴的审美，每有人来，尤其是专业人士们，对他的泥塑一概愕然称奇。
这4位素人艺术家之所以奇，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保留着个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中，最不斤斤计较的朴素状态，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艺术”之间浑然没有界限，所以他们都既能那么执著，又能那么从容自如。不像职业艺术家那样从事艺术的理由可以有很多很多。可以来自思想或才能，或者功名心，责任感，或者就是热爱，他们那种执著的动力让人更感叹的是与生存有关的原始力量，也许这就是民间的力量的不同之处。

北京现代商报 时代地产周刊 专题 2003.10.17
卢杰：艺术在民间 　文 阎雪静　车庆九摄
10月15日，在经过了“十一”热热闹闹的艺术展盛宴之后，曾经有着几十个展览的大山子中心冷清下来。但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艺术展还在一如既往地进行着，间或有一些慕名而来的人坐下来和卢杰聊聊。出乎意料的是，卢杰表示并不想凑“双年展”和“外围展”的热闹，他所要做的事就像长征一样，“继续走下去”。
作为一位著名策展人，卢杰谈到了他对近期繁荣的艺术活动的一些看法------
为双年展欢呼
我个人对北京双年展是欢呼的，这说明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发展达到了一个互动的阶段，才有能力，有胸怀，有兴趣来做这件事。当然，怎么做得更好还是一个漫长的道路，其中如何为‘国际’和‘本土’定位，去体现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可能是个很复杂的学术问题，需要在更开放和学术的结构去探询。
现在，北京有了双年展，当代艺术就有可能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和音乐之外，进入公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一个老百姓和文化工作者，我是非常感动的，因为美术已经成为先进国家的先进生产力的一个主要表达方式。比如说，英国当代艺术成为英国教育出口之外的另一个文化资源，而且在国民经济中还占一定的比重。中国政府这些年来这么关注当代艺术，不断地找机会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相信在奥运会期间，美术会成为国家先进生产力的很重要的表达方式。
我国的展览体制一直是比较陈旧的，而且几乎是精英层面的，这跟国家计划经济的体制有关。但是我们现在注意到，市场的力量非常重要，是可以激发人们兴趣，爱好，投资的作用，现在这些层面都在拓展，比如说，出现了这么多的民间美术馆，在都市的发展中，还出现房地产业，或者其他的经济形式与美术界的互动。这说明美术在提升，成为与体育，音乐一样的，在都市甚至乡村的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是非常好的。”
民间的作品拥有时代精神
“无论是艺术教育，展览，还是政府对艺术的支持，民间经济实体对艺术的支持和合作，都能够构成社会大众对艺术的兴趣。这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艺术家和策展人，批评家，他们如何看待艺术和社会生活，民众的关系。艺术要保持独立的创造力和个性，但是没有绝对的脱离社会的个人主义，我们艺术家和策展人在做作品的时侯如何考虑到社会？有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艺术家和策展人如何打开自己，不要认为民众不懂。我们在‘长征’的活动里，有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长征路上的民众对我们所谓的当代艺术，实验艺术没有什么准备和教育，但是这些人民对我们当代艺术是相当敏感和开放的，有时候比我们都市里的美协和美院还易于接受。
在长征的活动里，我们最看重的也是如何打开私人空间以及精英主义的东西。北京有位著名的女艺术家叫姜杰，她的作品叫‘为长征路上的母亲们而作’，从母性的，人的角度出发。这个方案非常有意思：她做了２０个没有性别的婴儿塑像无偿捐助给我们，我们带着这２０个婴儿在长征路上为他们找２０个领养家庭，这是个既涉及行为艺术，又涉及塑像，观念的作品，我们的老百姓怎么会喜闻乐见而容易被理解呢？我们刚接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也习惯地认为怎么做这个事情呢，我们习惯了居高临下地想象民间老百姓的接受能力。
结果在长征路上，当我们走到海螺沟这个地方的时候，又一天凌晨６点多我们被一阵敲门声弄醒，进来一个人，非常兴奋地说欢迎我们到来。于他对话后我们发现领养的事情可以很容易地在他家里实现，他是一名当地的小学教师，叫肖洪刚，是个对土地，对自然，对文化非常渴望的农民，同时又是连接都市和乡村的教师，而且他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石头，自己做了一个博物馆，叫奇石馆。他认为生命的形态既在人身上也在自然里，这一点是特别容易和我们沟通的。所以当我们当我们把这个作品拿到他家里去时，他非常理解，而且他的家庭对领养也一点没有拒绝。其实，这个作品的完成有一些很复杂的条件，这个家庭必须让这个孩子姓这个家庭的姓，选定这个孩子的性别，成为家庭的一员，为他取名字，每年那一天是他生日，要跟他拍全家欢等等。结果他们爽快地签了约，这个领养甚至成为村里的一个大事，全村的人都来看，名字还是隔壁的老师给取的，叫肖淑娴，从此这个小孩生命就完整了，肖老师家里已经有一男一女，他想要个女孩，于是这个孩子就拥有了生命，是个女性。这个女孩就在奇石馆里展出，既是雕塑也是家庭成员，整个过程中他们没有认为这是胡扯，是无聊，是荒诞或者不美。
在民间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认为的所谓审美观，这也是我们长征的一个原因，我们要打破一些常规性的思维和组织结构。民间的作品拥有绝对的时代精神，民间也是展览展示的一个重要中心。艺术如何与社会，民俗，生活产生作用，产生关联，这不仅是双年展需要考虑的，也是其他的展览需要思考的问题。”
有关艺术与房地产的亲密接触
“在厦门做房地产的朋友来看北京地产，看得几乎灵魂出窍，在他们那些地方，做文化根本卖不掉房，他们做的是生态，海景之类，相反地，重文化概念，重视觉艺术。事实上，美术与建筑是有天然的联系的，美术比之音乐更具现场感。
艺术与房地产的合作固然很好，但是失败的例子很多，有的两败俱伤，主要的问题就是合作方式不明确。商业就是商业，文化就是文化，好的商业可以用文化来包装，好的文化也可以用商业的方式组织和推广。即使两者有勾兑也是可以的，但是要真诚，明确，不要暧昧，如果仅仅是做文化，就要以文化出发，以文化终结。
策展人也一样，做商业包装还是做文化要分明。中国当代艺术跟商业结合起来是好事，但是要注意交流渠道是否畅通，要有专业机制和全面地了解，否则文化界会有挫折感，商人会觉得委屈，民众也会有迷失感。在艺术与商业的合作关系中，内行不要欺骗外行，外行不强制内行，两者共生共构，无论商业和艺术，不要一票做事，不要着急，慢慢磨合，应该可以合作得很好。”
　　
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26日
他塑了千尊毛主席泥像
颜菁、王卫
王文海塑的毛主席像，小的有大拇指那么大，大的一米五六高。泥塑的造型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思维定式，毛主席像的面部表情也与历来的作品大不相同，但这些恰恰造就了王文海独特的风格。
王文海有三大理想，在他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纪念塔；从杨家岭到王家坪的山上塑二万五千个雕像以纪念长征；以山为依托，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像。
大山子的798工厂曾经是老工业时代的遗留物，如今已经成为各色艺术家和艺术展的新聚集地。在一间宽大的厂房里，一个名为“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的组织正在举办一场展览，展览的名字叫做“民间的力量”。
有“延安泥塑王”之称的王文海就是这“民间力量”中的一支。当展览的举办者在延安看到他家中触目皆是、蔚为壮观的千尊毛主席泥塑时，都不禁惊奇不已，于是王文海带着他的毛主席泥塑像进北京了。
人们恐怕要诧异眼前的一切，毛主席的泥塑像在他的手中已经超出我们司空见惯的传统写实造型。他会认真地询问前来参观的外国人：“这是谁？”老外们拖着尾音回答：“毛泽东。”问孩子，孩子们用稚气的声音说是“毛爷爷”。他感到满意，因为有专业人士评价他做得不像，他却有自己的一套艺术理论：“老百姓一看就认得是毛主席，认得就行，为什么要像呢？学院派的特长就是做具像的，我反而不喜欢，一看就没有什么想头了，似像非像才有意思。”
王文海觉得社会上的毛主席像多年来都没有变化，人们看多了，情感上也趋于平淡了。想办法把毛主席打扮得美一点，让他看着更可亲、可爱、可敬，如果能让年轻人觉得有味道，耳目一新，继而进一步去了解这个人，这才是泥塑背后他更深远的意图。对于那些不同的手法，王文海则解释那是自己跟毛主席开个玩笑，提个问题。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至今的王文海，不折不扣与毛主席打了一辈子交道，难怪他称毛主席是他最亲近的人。从讲解员到泥塑王，尽管转变了角色，王文海却依然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那是他从18岁起就选择的人生目标。
从那时起毛主席就成为王文海最熟悉、最热爱和最崇拜的人，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1969年，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老讲解员都上五七干校锻炼去了，馆里决定招收新一批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招收的条件非常严格，人员要由各县推荐，而且家庭成分必须是贫下中农，历史清白。18岁的王文海是黄龙县两个推荐人选之一，他少时随父亲从河南落脚到陕西，父母都是贫苦出身。70个年轻、按捺不住兴奋的男男女女经过挑选、培训和试讲，最后留下了29个，仅剩的4个男性里就有王文海一个。他形容当时的自己：“扎着个武装带，长得也比现在帅，神气得很。”他初中毕业，从农村走出来自视优秀，再看看周围一大群的女孩子，更感到无比的自豪。试讲的那天，他的题目是《重庆谈判》。
讲解员的工作就是了解毛主席思想、宣传毛主席思想。从那时起毛主席就成为王文海最熟悉、最热爱和最崇拜的人，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毛主席那时在我心中就是神圣的。我们经常接待外宾，从农村来的孩子谁见过外国人呀，用当时的话说真是‘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每天要背很多关于毛主席的故事，好在“文革”期间农村发了许多小册子，介绍毛主席的生平和语录，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了解。
初到纪念馆，一下子接触到那么多的历史照片和历史人物，对王文海来说需要学习和记忆的东西太多。每个周末，馆里都开展毛泽东思想讲用会，馆员们汇报自己是怎样学习和怎样实践的，王文海成了讲用会上的红人。
“因为女同志多，她们都不好意思上台，所以一开会她们就说让王文海发言去。”于是他只好晚上加班写讲稿。第二天讲完后，女同事们都拍手说讲得好，他自己也不知讲得好坏，就知道害羞，女同事们一拍手他就脸红。
大会小会都被推荐上台发言，这促使王文海不得不苦读毛主席的著作，毛泽东选集他读了四五遍，画满了红、蓝、绿各色的杠子。因为老家是河南的，四声发音不准，他就天天练习。这些无形中都提高了他的讲解技巧，也使他成为担任讲解工作时间最长的人———很多男同事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渐渐被淘汰掉了，而他却讲了十几年。
“当时参观的人多，又不卖门票，我们确实饱含感情从早讲到晚，不漏一个观众。”从杨家岭到枣园，又到王家坪、南泥湾纪念馆，因为讲得好，延安的所有革命旧址馆王文海都待过。哪里讲得不行就会有人提议：“让王文海去吧。”
从进馆开始，军代表就要求这些年轻的思想宣传员天天“早请示，晚汇报”，怕他们见异思迁，鼓励他们向苏联和朝鲜的讲解员学习，做一辈子的讲解工作，宣传一辈子的毛泽东思想。于是当一名“白发苍苍的讲解员”也成为王文海心中一个神圣的理想，除此以外没有一点私心和杂念。
因为年轻吃得多，粮票常常不够用，老父亲就把家里多收的玉米卖了换成粮票给王文海送来，他为儿子有这样一份工作也感到自豪。至今回想起那段生活，他依然觉得：“吃的是玉米面饸饹，但精神上非常愉快。”
然而历史的一页终究要被翻过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重心的转移，纪念馆昔日的光芒在暗淡，来纪念馆参观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且人们似乎也不再需要什么讲解，这让王文海产生了一些失落和困惑。“也许是环境造就了一切，当初来参观的人和我一样崇拜毛主席，听完讲解后他们觉得受了教育，认为我们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日本、美国来的外宾更是非常感谢我们。”毛主席去世和一系列的变化，让沉静在精神世界里的王文海顾及不暇，难以理解。
“王文海没学过怎么就能捏得像呢？”
为了怀念自己“最熟悉的人”，王文海开始塑泥像。尽管他是一名兢兢业业的讲解员，但艺术对他来说并不陌生。西安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经常到纪念馆里画油画、做雕塑，许多有名的大画家也来这里临摹写生。与他们的接触，引发了王文海一直深埋心底的兴趣。“我从小爱画画，小时候家里的被面上印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的图案，我就把被子拉到院子里画，那时的美术书籍太稀少了。”王文海至今都相信，如果当年他不去纪念馆，后来会成为一名画家。
纪念馆请最好的照相师傅来馆里放大照片，最好的画家来画毛主席像，最好的雕塑家来塑革命人物。跟着他们砸泥、和泥，看他们拿着照片远看看、近看看，挥洒画笔，向往艺术的王文海对他们也产生了崇拜之情。为来延安采风的画家靳尚谊、钱绍武做模特更让他感到无比荣幸。在美院老师的鼓励下，他捧起了黄泥，塑造的主人公当然是与他朝夕相伴的毛主席。
王文海觉得自己与毛主席有缘分，一看他的照片就喜欢、亲切得很。冲相师傅把那些放大或曝光不好的照片扔了，他都把它们拾回去，保存下来。只要是毛主席的肖像，不管是全身的半身的，他都收藏。也许是因为毛主席的形象看得多了，没有专业基础的他一出手就能抓住特点，一捏一拍就让周围的人感到惊奇：“王文海没学过怎么就能捏得像呢？”人们的夸奖和鼓励让他一发不可收拾，刚开始做半身的，后来做全身的，小的有大拇指那么大，大的一米五六高，越塑越多，1988年还办起了家庭泥塑展览。美院的师生，延安的老乡，还有外国人纷纷前来参观。泥塑的造型并不严谨，毛主席像的面部表情也与历来的作品大不相同，但这些恰恰造就了王文海独特的风格，也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受。
他的工具就是一把竹刀，“泥塑是有灵气的，我不喜欢精雕细琢，刻来刻去把灵气都磨损掉了。”他也试过按照美院里教的那样做骨架、反复雕刻，进行人物写生，但最终觉得不行，没味儿，“临摹太拘束，不临摹的反而比临摹的要像，非要像现在这样捏不可。”很多好心人对王文海说：“你塑毛主席像，我家里有陶瓷的、石膏的，你拿去。”他看看就罢了，自信还没有自己塑的神气、有味道。
在王文海的影响下，沉默寡言的妻子也开始跟着他捏泥人，而且悟性很好，塑出的泥像经王文海稍稍修改就成型了。他们的创作速度很快，第一次举行家庭展览时就有几百尊毛主席像了，没几天就能做出十尊八尊。夫妻俩没想着出名，更没想着赚钱。王文海的工资不高，但他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有面条喝、馒头吃就满足了，直到现在他也没想要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社会的竞争日益激烈，人们对金钱趋之若鹜，而他宣传自己崇敬的人、信仰的思想，没有改变。
然而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单位领导一度认为他不务正业，还停发过他一年的工资。他调到旧址管理部门以后，周围的人都说：搞个维修，开工完工，能吃点喝点不是挺好。但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自认为：“升不了官也不想升官，发不了财也不想发财。只要给我时间，让我塑毛主席像，宣传他就对了。”
1990年他和妻子向亚运会赠送了一千匹彩塑的泥骏马，是他们夫妻俩辛辛苦苦花了两年的时间做出来的。用他的话说：“延安没有钱，能贡献的就是艺术品。”这个举动为革命老区争了光，地区领导开始支持他。
因为长期闭门在家做泥塑，有一段时间王文海的颈椎病特别严重，以致无法再进行创作了，医生警告如果不好好治疗就会瘫痪。儿子还没立业；老婆又跟着自己捏了半辈子的泥疙瘩，什么也没有；而“让毛主席走进千家万户”的理想更是远远没有实现，他当时感到很悲观。为了治病，他忍痛放弃了一段时间的创作，每天让妻子给他按摩，自己还天天走一里路，到延安大桥担水。周围人说他是怪人，家里有自来水不喝，他美其名曰要喝“矿泉水”。这样担了三四年，病竟然慢慢好了。
全家人都跟着王文海沉浸在泥塑的小天地里，妻子为他砸泥、和泥，星期天他又拉着儿子跟着他上山挖泥。特别是妻子，没有她的支持，王文海知道自己根本做不了这么多。别人都说他娶了个好老婆，要是换了别的女人谁愿意跟他过这种日子？“我们的房子什么装修都没有，家里除了摆满了泥人，其他啥也没有。老婆不打扮，多少年也没给她买一件新衣裳，她也不计较，就是跟着我做泥塑。”
做泥塑真是做得没有个年月，没有个节日。一次过年，第二天就是年三十，王文海这才想起来去割些肉，结果老乡都赶着回家，只剩下一块，称了称2斤8两。
“当时老婆就哭起来，说她自己没什么，可老妈妈还在呢。可我老妈妈也好，说用萝卜干包饺子好吃得很。儿子也好，只要花两块钱给他买炮放，他就满足了，不要其他的。”
王文海成了“泥塑王”
不串门、不打牌，甚至连邻居住的是谁也不清楚，一家人自塑自乐，成了气候。《毛泽东像》、《嘎小子》、《女英雄》、《鲁迅》等等百余尊泥塑作品陆续刊登在中外的报纸杂志上。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1993年举办的“千尊毛主席塑像展”引起各界的关注，延安的文艺青年把他的泥塑搬出来展览，开作品讨论会，学校的师生也邀请他去讲课，王文海成了“泥塑王”。1995年，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他“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荣誉称号。
好事的人不能理解：王文海家里什么也没有，一些泥疙瘩还招来这采访那采访？当地群艺馆评价他：既非民间，也非专业。但王文海的妻子骄傲地对别人说：“我们家里‘人’最多。”
王文海有三大理想，在他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纪念塔；从杨家岭到王家坪的山上塑二万五千个雕像以纪念长征；以山为依托，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像。为此他也跑动了一些地方，但发觉实现起来的确很困难。有人嘲笑他：王文海你在替市长、省长考虑问题。“那么将来我就筹些钱在延安打一座土窑洞，把我的泥塑全部放进去，这总可以实现。”
20年来，无数人问王文海，你为了什么？儿子小时帮他和泥就说：爸爸这太苦了。现在儿子也会问：爸爸你看你在艺术上这么扑腾，吃这么多苦，得到什么？有时间他就看看书，搞自己的创作，他认为在这个赚钱的时代，别人不会理解他。不理解就不理解吧，他归结这就是他的天性。
“小地方环境压抑，不是我意志坚定，早就自生自灭了。”到了北京，他惊喜地发现很多人能够理解他，称他为“老师”、“大师”，他感叹到底是这里人的眼界不同，视野开阔，而且“这里的面条、馒头也特好吃”。53岁的他，希望在北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作品，而他也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发挥出自己的艺术天资。
很多观看他作品的人问他：你是以艺术为重还是宣传你的思想？王文海回答：还是宣传思想，通过我的泥塑宣传我的信仰追求，我的视角，我所热爱的人。他认为毛泽东思想至今仍旧是人类最美好的思想，如果人们真的如他所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么人类的前景将非常美好。
“现在有的人自私贪婪，甚至不如动物，老虎吃饱了就不再袭击其他动物了，但人不行，有了一百万，还要挣一千万、一亿。”王文海的想法与周围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儿子也常常和他吵架，但他不以为然：毛主席思想把我培养成了这样也就这样了。尽管艺术形式在变，但他对毛主席的感情没有变。他最反感年轻人没有亲身体验，也不读毛主席的著作就妄加评论，不过“跟他们辩论，也就宣传了毛泽东的思想”。
还有人问王文海：如果毛主席在世你会不会塑泥像？他想了想笑着说：“毛主席是个哲学家，会辩证地看问题，他也很幽默，虽然我将泥塑变了变形，但他会理解我是在跟他开个善意的小玩笑。”

上海新闻午报 艺文万象
天光冲印 石山雕刻 泥塑大王 绘画大妈 四大奇人聚成“民间力量” 王健慧
9月在北京将推出一个名为“长征空间-民间的力量”的展览。一直以来，“当代艺术”是与所谓的“精英文化”形影相随，而这次展览将邀请四位来自民间的艺术“奇人”来展示他们的创作，以此挖掘当代艺术中民间文化的亮点。
参加这次展览的四位民间艺人分别是闽西老革命根据地的吉尼斯纪录保持者，“天光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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