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泸沽湖做了土司的"王妃"

　　我叫次尔直玛（汉名肖淑明），于1927年在成都出生，12岁离开成都，在四川雅安县城定居。家中有父母和兄妹共6人，我是老三，从小在父母和哥哥姐姐关怀下渐渐长大，幸福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民国32年（1943年）我在四川雅安女子中学读高中。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全中华民族都在积极抗日，我们除完成老师交给的课程外，还到街上演讲、教民众唱歌。唱的歌有《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黄水谣》等等，还搞募捐，向民众演讲：松花江是我的故乡，黄河是华夏儿女母亲河，那里正遭日寇铁蹄践踏，望国人拿起枪和炮去"小东洋"，在山沟里、山梁上开展游击战干一场，中华儿女团结起来把小日本赶出中华，还我东三省，还我华北平原，中华民族到了危险时刻，每个民族都应起来拿起枪等等。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有时经常到街上演讲、募捐，父母给的零用钱我也常常捐进去。当时我在学校里学习成绩是第一名，这些都和我父母教育是分不开的，从小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在花丛中生长着，同父母相处的那短暂的16年中，他们是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为我后来当上了摩梭人土司知府"王妃"，在摩梭人大家庭中和长辈及佣人门、百姓们和睦相处奠定了基础，深感父母之恩，导师之苦的不易。可是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变迁，后来我有什么回报他们呢？一点也没有，只有思念和眼泪！
　　1943年农历腊月，四川盐源泸沽湖左所摩梭人"土知府"土司喇宝臣到雅安去见当时西康省主席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向他反馈摩梭人生产、生活、人丁情况以及发展教育等事项。驮去了一些山货、皮毛等等，请刘文辉主席给他们点枪支弹药，找一个知书达理、能掌管"土知府"大印和公文、处理信函、指导教育摩梭人和内地汉人书信及礼尚往来之事、又能当贤妻良母的才女。当时我还在雅安女子学校读书，我父亲是二十四军军需处处长，军衔是少将，是刘文辉的心腹将官，他跟刘文辉苦战了大半辈子。所以，我家是刘军长家的常客，刘军长也是我家的常客。我常听他们在一起嘀咕，有些话见我就不讲了，还笑着问我听到了什么没有。我读小学、初一是听他们讲述"平型关战役"，还有川军子弟兵的"血战台儿庄"的英勇抗战事迹。读初中时我听过讲共产党、周恩来、八路军等等，这些在当时的西康省报上也都常见到。后来我的同学有的当了共产党，有的为共和国工作，有的退休在家安度晚年，有的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有的去了台湾。
　　我在读初中和高中时，各门学习成绩是第一的，多次得过学校颁发的奖励，那些奖都是银子做成。在德、智、体方面都很优秀，毛笔字也写得好，学校办墙报、演讲样样我都参加，我正值风华正茂时，被学校誉为校花。其结果是"自古红眼多薄命"啊！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在刘文辉和父母的包办下，我告别了老师和同学，于1943年腊月十八在当时的雅安"鸭绿江"饭店与摩梭人土司喇宝臣举行了婚礼。主婚人是当时西康省保安司令方骏修。我在朦朦胧胧中就成了摩梭人的新娘，那时喇宝臣三十有六。腊月二十一我们告别了父母和故乡，从雅安出发，当时刘军长给了两挺机枪，其他长短枪弹共用32匹骡马驮运回去。喇宝臣被刘文辉委任为川康边防保安总指挥。我们经过泸定桥，除夕是在泸定桥南面度过的。还到康定城领了些枪弹，才慢慢到木里县城。到木里县城后宝臣去朝拜木里活佛，我们住在摆尔寨，经翻山越岭才到了永宁温泉。到泸沽湖边左所"土知府"衙门共走了一个多月。
　　当我们到时已是农历二月了，我们从"格母山"脚下的前所走到左所山丫口，一看见泸沽湖，被她那梦幻般景色所迷惑，北面四个小岛使我惊讶不已，它像四颗夜明珠镶在湖水中闪闪发光。西周那茂密的原始森林、树林倒影在湖水中又变成了水中森林。那独特的猪槽船在平静湖水中划开一条条漪涟，湖中成群的细鳞鱼儿在水中游荡着，满湖野鸭水鸟在湖中戏耍着，摩梭人的猪槽船里装满了细鳞鱼。我从小长到那时还是第一次看见过那么多鱼，那么多鸟，我在湖边漫步着，高兴的不得了，就在大嘴湖边玩了好半天。而后又到木跨一带看野鸭大雁集翔，各种鸟类遍地都是，真是鸟的世界。海门桥草海中的芦苇有两三米高，丛中各种野鸭鸟类在那里面叫个不停，这里是野鸭鸟类栖息的地方。鸟叫声使人难以入睡。草海中鱼虾、菱角多的数不胜数，周边山上的黑熊、獐、麋成群。摩梭人打野鸭的方法很独特，是用木棒在山丫口上、棒打飞翔的野鸭，或者在平地里把一根长木棒横着放着，一头固定死，离地约二三十公分高，绷紧另一头，在木棍杀伤范围内放上玉米稻谷做诱饵，等野鸭落地集中后突然放了一头，飞弹出的木棍就把野鸭打死打伤了。
　　从大渡河到温泉走的都是山沟和原始森林，一到泸沽湖见到这一切使我忘了一路烦恼和忧愁，清澈的湖水秀丽的风景，还有那热情的摩梭人，使我感到安慰，我也就深深爱上了我的"阿注"（丈夫）和泸沽湖。
　　在左所后我没马上进入摩梭人家，而是在外面扎营住下。许多摩梭妇女都来看望我，我就是不懂她们讲什么，但各个面带笑容，让我难以忘怀，今天回想起来还是那么地亲切感人，催人泪下！我属兔，他属羊，过了两天喇嘛看好了日子，我按摩"王妃"的身份着了摩梭服装，走进了"土知府衙门"。云南永宁"土司"、"总管"、"火头"（火头相当于现在行政村村长）以及周边汉人好友都来做客，当晚他们跳起欢快的摩梭锅庄舞迎接我这个"土知府王妃"。我也陶醉在那优雅笛声中，情不自禁地弹起我带来的脚踏风琴答谢他们对我的欢迎。我就这样走进了"女儿国"，并逐渐懂得了摩梭人的礼仪，不到一年我就会讲摩梭话了，从此也就成为名副其实摩梭人了。
　　遗憾的是我和"阿注"带来的五十套小学教科书没有给摩梭人留下桃李，原因是1944年我身怀有孕，身为"王妃"，"阿注"和家中人十分关心我，不准操劳，除了处理公文、信件，其他的他们都不准我做。本地没有懂汉文的先生，如果到西昌去请先生，路途远土匪猖獗，文人们都不敢来。初期我每天都要处理衙门里积压的大量公文、信件以及批示，还有礼尚往来的文书，够我这个秘书忙个不停，其他的事我什么也做不成了，把办学的事也就放下了。
　　初来时我被泸沽湖秀丽山水迷住了，但过了几天我十分思念父母、弟弟和朋友，真是山高路远丛林茫茫，都市的一切在这里荡然无存，一切都是陌生的，到处都是原始木摞房和"母系氏"大家庭，瓦房也只"土知府"才有。看到的只有永宁坝、泸沽湖水、青山牛羊、庄稼、摩梭人、家丁们。思念父母同学时我就弹起那架双凤牌脚踏风琴，琴声响彻整个海岛山庄。我所在的岛在泸沽湖东南，摩梭人叫它"布瓦瓦"。我来后他们又叫它"王妃岛"，上面有经我家三代人修建的花园、望海楼、住所、经堂、烧香台等，相当雄伟壮观。佣人们都爱听我弹琴，特别有趣的是不知是什么鸟，一听到琴声就飞到我窗前的大树上，拍拍翅膀，摇摇头好像对我说："尊贵的王妃不要忧愁，我们同你做伴，如果有家书我帮你送回老家去，美丽的汉家姑娘安下心来吧，我们永远同你在一起。"烦恼时我就出岛去骑马、打猎。在"阿注"的指导下我的枪法大有进展，我爱用左轮和毛瑟拉七小枪，美国卡宾枪我也爱不释手。我叫他认字、写字，他叫我习武。他非常聪明，认汉字进展很快，后来这些汉字在他为党和人民工作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5年在草海边重修"土知府衙门"时，我快要生老二了。1947年房子还没造好，他妹夫病逝，生前是前所"土司"，于是在继承"土司"位置上同木里"土知府衙门"发生冲突，后来发展到械斗。木里藏兵很能打仗，一下子打到了左所老衙门府，但是他们的供给线太长，没法攻下衙门府，最后木里"土知府"败北，终由木里活佛调解了事。

我的父亲肖曾元

　　我的父亲肖曾元，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威严军人，又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我从小在他关怀中长大，小时他最疼爱我，总要从百忙中抽点时间陪我玩，讲些故事给我听。使我的童年过的五彩缤纷，就好像生活在童话中一样。我如果不好好学习顽皮，他就讲"李白"铁棒磨成针的故事给我听，讲诗人屈原是怎么死的，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耙耙是什么回事，还有宋朝民族英雄"岳飞"，清朝抗烟大将"林则徐"等等给我听。叫我们不要忘记1840年那耻国战争和条约，香港是祖国的，还讲东三省和"七七事变"。在他任二十四军军需部主任的时候，即使在繁忙的工作中也总是挂念我和弟弟，他跟随刘军长大半辈子，又是二十四军当家理财的好手。
　　后来母亲讲给我听，当年红军长征从西昌经过时，二十四军驻防地就在雅安，他们为了在西昌一线保存势力，暗中同刘伯承、朱德、周恩来往来过。红军也向他们讲，中国共产党是北上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只是从这里借道北上。我母亲也曾见过刘伯承，就是以前在内江、自贡的那个刘伯承。他是红军的开路先锋官，他们都是你不打我，我不打你。部队过西昌一线时好些县城都执行军长密令，让道和朝天开枪，不执行老蒋的阻击命令，还在刘军长密示下在一些县城放上些弹药、药品及食品，红军一来就跑开。泸定桥一站，红军打得非常英勇，当年我们从桥上过时，看到桥头墙壁上弹痕累累，红军写的字到处可见。当时中央军和刘湘的部队在那里，被红军打的屁滚尿流。刘文辉军长也是一位威严军人，他深受老蒋和刘湘的排挤，把他赶到川西边境，蒋介石时时刻刻想吃掉他，只是鞭长莫及罢了。老蒋想搞掉他，曾多次召见他，他都派副官去成都或重庆见老蒋。1949年在周恩来、朱德电令下，二十四军在雅安、西昌一线起义，把军队完整地交给人民解放军，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做出了贡献，刘文辉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1970年在北京病逝。
　　1945年我父亲同刘军长到西昌视察，来信召见喇宝臣。年初我和宝臣去西昌见了他们二位老人家，一年多不见我父亲又苍老了许多。见到父亲是我泪流满面，又高兴，又心酸。我同他们讲了泸沽湖山山水水及摩梭人的风土人情，向刘军长讲了摩梭人"走婚"时，他笑个不停，他还说："那儿的男人太幸福了。喇宝臣是真有那么回事，你的子民都是男不娶、女不嫁？我要有时间飞到泸沽湖看看不可。"我父亲处理完公务后向刘军长请了一个月假，和我们一同来到了泸沽湖，他老人家那是已时60高龄了，在马背上颠簸了10多天，到后，他就感身体不适。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到后就帮女婿处理事务，病也因此一天天加重了，他老是说头痛，到永宁把医生请来时，他老人家已去世了，把自己和女儿都永远地留在泸沽湖。
　　当时我住在海岛山庄，父亲住在"土知府"衙门里，他去世后的第二天，他们才告诉我，当时我哭的死去活来。父亲去世的日子里，那种悲伤是我一生当中从没有过的。他们按汉族葬礼安葬他，又请摩梭人喇嘛诵经超度亡灵，从西昌买来纸和香，念了七天七夜经。父亲的病故使我完全与外界失去联系，使我更加思念母亲和弟弟。我哥哥和姐姐在我未来泸沽湖就病逝了，父亲就这样没有和他的战友们一起起义看到新中国就匆匆离去，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我母亲是个知书达里的大家闺秀，贤淑文雅，乐于助人，父亲去世后她在忧愁之中于1947年去世。接着小弟也相继病故，他们就这样把握一个人永远地留在了泸沽湖。

我的阿注（丈夫）喇宝臣

　　我的丈夫喇宝臣，我认识他的那一天也就是洞房花烛夜的那一天--1943年农历腊月十八日。本来我是不同意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结为夫妇的，但我们女人命运就是那么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决定了我的终身大大事，在旧社会那封闭天地里你是没办法抗争的。
　　他是一个不算高大的男子汉，但两只耳朵特别大，他生于1907年，属羊，那年他刚好三十有六，大我20岁。他是一个集摩梭人优点于一身的人，他憨厚、热情大方、好客、平易近人、正义刚强、思想敏捷、会讲汉语、懂点藏文。后来我叫他认字，他的毛笔字进步很快。听说他小时当过喇嘛，没上过学。他最爱和汉人和有知识的人交朋友，正义感强，反对弱肉强食，对那些抢人、杀人的强盗绝不心慈手软，那些强盗们十分怕他，在他管辖的"土知府"范围内，土匪强盗都不敢乱动他的子民。如果谁抢他的子民，他非扫平不可，每次强盗和他斗他都得胜而归。凡其他地方来投奔的或从强盗们那里跑出来不分男女他都给予保护，问清地名。住几天后给路费叫家丁们送去和他们的亲人团聚。常有盐源、宁蒗、八二桥、包都、永胜汉族被强盗们抢了求他救援的事。不管是国民党时他当"土知府"首领，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当区长，他都为泸沽湖畔各族人民着想。
　　1935年红军长征过冕宁是他正在那里，但是还带回来红五角星，他把它放在经堂里，还在经堂里画了些五角星，可惜经堂于1958年被拆除。当时少数民族只要不打红军，红军都给一定的帮助。还给他们开过会，红军的模样他能讲得清清楚楚。解放前对那些贫苦人家交不了地租的，他给管家讲"算了算了"，还给他们粮食种子。对人他不多言，什么事都笑笑就了事，但是处理事件很果断。对山上的森林他十分珍惜，谁家需修房他听了叫看管森林的人去指点，规定砍伐颗数及地点。年年他都组织转山、转海，七月半他还要请喇嘛做法会，诵经超度死者亡灵。七八月份青黄不接时，他叫管家施放粮食给穷苦人家，还叫他们下湖捞细鳞鱼、虾子、菱角自救。当时草海和湖中有捞不完的鱼虾。他平易近人，讲话轻言细语，乡亲们都很尊重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拉回左所批斗时，乡亲们都不斗他，使他免受了皮肉之苦，还杀鸡宰羊给他吃，使红卫兵十分尴尬。
　　1949年底他接到刘军长命令，欢迎解放军，拥护共产党，建设新中国，听从中国共产党安排。1950年后他让多数家丁返家劳动，留了少部分搞生产，把枪支全收到岛上由我保管，后他被任命为左所区人民政府区长。1953年调盐源，后又调西昌任行署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任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文化大革命中在西昌和盐源政协工作，于1976年病逝。

土地改革

　　1950年至1954年，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实行很好的政策。还没实行土地改革时，我们家已经想应党号召，"减租减息"。1953年至1954年只对生产大户、土地多余户和富裕农户象征性收点地租维持家庭生活。1954年后就一点也没收过地租了。我们摩梭人特别好的一点是有难互相帮助，一家有难全村帮。那几年我们都得到乡亲们送的粮食、肉食、牛、羊、鱼等等，生活也不怎么困难。到了1956年土匪开始叛乱，当时我和儿女们都住在岛上山庄里。新老衙门里住着县里来的工作队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我们始终同政府和工作队在一起保卫着自己家乡。当时我家还有六挺机枪、两百多只长短抢，它们为左所区免受土匪践踏起了作用。1957年我把枪全部造册交给了人民政府，同时交出家中祖传金宝刀两把、银宝刀两把，上面镶有钻石和夜明珠。还有金海螺一对，那对金海螺是摩梭"母系氏"族传家之宝，他们从大渡河流域南迁时就有，上面刻有我们不懂的文字，一吹响它整个泸沽湖都听得见，是其他摩梭土司都没有的宝物。还有一些黄金、白银和清朝康熙大帝赏赐的朝珠一串、黄铜大印章一枚，印上刻有"左所氏系府迂千户印"的字样，是康熙皇帝四十九年所赏赐，后来，这些东西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它们都是摩梭人很好的文物。
　　因我家及宝臣爱民没什么钱财，有时还向总管家、火头家借点银两和粮食吃，连马帮队都没养一支，去西昌、雅安都是租借马来用的。看到他那热情好客的穷样，让人真好笑。1954年在海边新修衙门府，三年才完工，把祖上留下来的钱都用光了，这些都是经我办理。1957年新"土知府衙门"被在那里过"五四"节的青年们一把火烧尽了，修那大院用尽家中钱粮，费尽宝臣心血。从画图纸到设计全由他自个儿指挥修造，石匠是从云南丽江请来的，木匠是外地和本地的大师，整整修了三年，修得很雄伟、漂亮，包括花园，好大好大。可惜人们没有把它保存下来，历史文物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岛上山庄也在文革中被拆除捣毁。
　　我们家拥护共产党领导，执行共产党发布的政令，遵守民族政策，维护左所区人民安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宝臣带头从我们家做起，"土知府"总管、火头家带头"减租减息"。人民生活从1950年起，一年比一年好，民心也安定。1953年我们家生活大多由管家带领家丁、佣人们自给自足，一部分由富裕火头们送给。1957年土地改革后我们也分到了几亩田地，对于我来讲很本不会生产劳动，也没干过，从小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地过了30年，过的是寄生生活。1957、1958年我们母子就能自给自足了。后来办大食堂吃不饱，还要批斗我这个地主，世上好人就是多，"阿日"（奶奶）们、"阿伍"（舅舅）们也没把我当外人，一到晚上他（她）就偷偷地给我母子送来各种食物。当时大女儿、二女儿挺能干的，她们也能到草海捞鱼和菱角，白天我送他们上学。平时我也参加集体劳动。如果工作队不高兴，还要批斗一下我这个地主婆。
　　1959年我被盐源县公安局逮捕，罪名为"不法地主剥削压迫农民，收入租八百担"判我八年徒刑，投入劳动改造，被押往西昌黄联关劳改农场。
　　当时把我抓去时真有点怕，可能会一枪崩了，真有一种"一去不复返"的感觉。一想到我家又没杀过人，对百姓又那么好，加上我们都是懂文化的人，也见过一些事件，倒也想得开。到了农场，管教给我们讲了党的政策，使我特别高兴，在那里又不批斗，吃得还可饱肚，特别是他们都知道我的过去，非常关心我，拿来生活用品，教我学会生活自理，把我改造成一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管教们的同情关心下，我很少干重体力劳动，后来分配我学医，给病人打针时因我胆小打不下针，一拿起针手就发抖，后来管教们就叫我搞统计、保管及生活管理。我自己解放前后就亲手搞过管理，相当有经验。那时我才32岁，身体也很好，每个账目清清楚楚，年年被评为先进。上街买东西、办事管教从不跟随出去，我只要报告一声就行了。1967年邢满后，正是"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时，红卫兵满天都是。在那动乱年月里，好多红卫兵都是不明真相和历史，说我是国民党特务等等。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我免受"文化大革命"皮肉之苦，保护我教我留队，每月发给21.5元的工资，所以文革中使我免遭大劫。如果我出来不斗死才怪，也可能是我们摩梭人天天烧香，也可能是摩梭人的菩萨"脊尊独玛"保佑着我。农场发给我的钱我除了开支还有积余，我把多余的钱给孩子们寄去。我整整在农场14年，后来我听说红卫兵几次想把我搞出去游斗，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也不敢进农场大门，除了1958、1959年被斗过，我就平安到了现在。
　　1972年林彪垮台后，我十分想念儿女们，10多年来都是宝臣照顾的。形势好转后，农场就让我回家了，当时宝臣也在盐源政协工作，他叫我留在县城他身边，我想还是和孩子们一起生活的好，泸沽湖使我难忘，她是我的第二个故乡，那里山好、水好、人更好。回来以后区政府安排我在区政府办的经销部搞销售工作，我搞了几年的工作后，到了家庭联产承包是我就回家看家直到如今。
　　当我回到家中一看，14年前我走时才十四、五的女儿及长子们都有小孩子了，我也当"阿日"了。我一走他们都失学了，我见到他们又高兴又心酸，心如刀绞一样。母子们都哭成了泪人，真是流不干的泪，哭不尽的声。他们讲了是怎么走过这14年，还有什么人救过他们姐妹，真是世间自有真情在，还是好人多啊！摩梭人是个互帮互助的民族，"母系"大家庭本来就是慈善之家，我们夫妇虽然不在但儿女们并没有饿死、冻死、病死，他们四姐妹都得到乡亲们的照顾。在这里我从内心深处代表我死去"阿注"向救过我四个子女的好心人表示深深谢意。祝你们全家安康，万事如意！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温馨的家庭生活中，在鲜花和赞美声中度过的。可我的孩子十四五岁就失学了，小儿子连学校门都不准进，自己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保护，可孩子们就苦了，他们犯了什么法呢？"林彪"、"四人帮"在那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革走了多少好人的命，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倒退了几十年。把人类不文明的东西丑恶都搬上了历史的舞台，使我国50和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身心受到了摧残。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望华夏儿女们记住它，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忘我们子孙后代在鲜花丛中成长，在幸福中成人。

看今天

　　看当今世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涛声响彻华夏大地。被"林彪、四人帮"搞垮的国民经济重新走上了轨道。企业的集团化、股份制、合资化等等出现了，个体经济在健康地发展着，全民素质有所提高，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防力量前所未有，农业技术一天比一天进步。以前我们的左所，玉米单产就那么二三百斤，现在达一千多斤。农业联产承包使农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交通、卫生在发展，左所还有了中学，这些在国民党时期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泸沽湖的环境在1958年后到70年代遭受了严重破坏，现在政府正在治理。如在海门桥草海一带种上了曾一度绝种的芦苇草，使鸟类有了生存之地，受到了保护，灰天鹅也返回了泸沽湖，拆除了泸沽湖排水口低能的电站，使细鳞鱼往返长江水系不再受阻。解决旅游生活污水问题，提倡使用无污染能源，如太阳能、电气、夏天用沼气等等，减少居民对森林的砍伐。如果从前那种棒打野鸭、瓢舀鱼、黑熊野猪村中串、獐麋野兔圈中来的面貌将会再现的话，我想我的第二个故乡泸沽湖还会更加美好"女儿国"中的女儿们会更加艳丽。
　　1996年在老同学的邀请下，我去了趟成都，这是我从1943年来泸沽湖到现在第一次返回雅安和成都。看到那天翻地覆的变化，好像是走进了"天方夜谭"。这些现实过去想都不敢想，特别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都市生活的变迁，各行各业妇女都在展示当今中国女人的巾帼风采。如果我肖老太再年轻30年，非干一场不可，也不枉来人生走一回，而现在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只能跟着共产党，教育好子孙们。
　　展望未来，祖国一天天强大，我肖老太终于看到了香港回归，百年耻辱一扫而光，国人扬眉吐气。望海峡那边的同胞们、同学们、朋友们都回来看看，故乡在呼唤着你，美丽的泸沽湖在笑迎着你们，神秘"东方女儿国"母系大家庭欢迎你走进来。

末代摩所左所土司"王妃"次尔直玛口述
刘学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