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今艺术》2002年第11期
关于长征活动的报道：
《长征》 - 关于被动的"完成"与主动的"未完成"
卢杰
八月三十日，《长征 - 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在大渡河畔的泸定桥边，做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决定。我们宣布：长征就此结束。
四年的准备，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在路上两个月的艰难历程，当它就这么结束的时候，就像当初宣布《长征》的开始时一样，在社会上和参加《长征》的个人身上，带来了悲情和激情，真诚和冷漠，遗憾和满足，还有浓重的具有戏剧性效果的茫然和怀疑，而在表面的情绪化之下，我们想要表达的只有策展人学术上的真诚。
人们当然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就这么突然结束了？为什么二十站只走了十二站？事实上，《长征》在这次结束的时候已经提供了一个重大的命题：无论是完成还是未完成，无论是开始还是结束，我们都必须想清楚一个问题：做《长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做展览的目的是？如果我们的出发点仅仅是要对当代艺术的展览体制质疑，或是对历史语境中的艺术话语有不同说法，那么为什么不能以文本来提出而非得以展示方式去实践？
大多数的猜测是，我们遇到了政治问题，不得不停。而事实恰恰相反。可以说，很少有一个艺术活动涉及了那么多的政治话语、历史情结、社会关系、文化研究和批评，而它的形式又是建立在通过和社会、集体、个人的互动来和历史、主体意识下的当下艺术的公共性对话，它就必然的激起了泛意识形态化的反应。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展览，而是运动行走中的一个视觉艺术的展示，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视觉文化的探询，它必然涉及艺术之外的跨文本的材料，它的互文性在社会现场中的呈现，
它对当代艺术的惯性的挑战，也就招来了"政治"的标志。
既然我在这里再次指出《长征》关注的视觉文化特征不该被局限在政治的标签下，也希望大家能打破政治的局限去理解这个艺术活动。
遗憾的是，甚至参加《长征》的人中，都有不少人存在着对《长征》的片面解读，也有"拒绝地参与"和
"参与地拒绝"，更何况对此事漠不关心的人对《长征》的误读，而当大家面对它突然的"未完成"的"完成"时，就更容易做出泛政治化的想象，
如果是这样，这个结束就无法达到我们所渴望的，另一个开始。至今为止在《长征》中所实现的作品和事件，己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初的预期。预期方案在具体的操作执行过程中进展顺利，使我们产生了诸多的成就感，我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方法，它的有效己经一再被证实。可以说，以目前的方式进行下去，保证同等质量或做得更好已不成问题
- 正是这种背离了我们原先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而达到的自如和自信，启发了我们的警惕和改变预设结局的勇气。我们认为《长征》的每一步都应该是走向未知之域的冒险，如果《长征》成为可预期的，那不是《长征》。没有一个现存的任何主题展或者双年展有机会来自我搁置，宣布自己提"完成"，只有《长征》所具有的时空跨度使它有可能这么做，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选择来把它转化为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我们把这一动作本身也视为对于《长征》的可能性的一种测试与发掘。
《典藏》约稿希望我能谈一下展览结束的理由，就象大多数人一样，先猜测我们的结束原因是政治问题，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但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里。从我以上的解释，大家可以理解，完全自发的我们的行政上的决定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学术理由，它和外来因素无关。
与体制的关系确实占据了关于艺术的讨论，长征期间在遵义举行的中国首次国际策展人会议上，大多的话语也是绕着官方、体制、招安、收编等在转：张颂仁指出中国前卫艺术和官方的结合，是必然的事情。上海三届的双年展，其实都是策略性的一些主题，就是怎么样在中国现在政治里面争取空间，保证不被封杀，尽量在被允许的范围里面逐渐扩大当代艺术的展示空间。上海双年展负责人张晴回应，一个策划人，首先的经验就是做一个服务员。应该从中国革命的经验中找到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是否可以结束生硬搬用西方思潮和国际惯例的教条，是否能涌现出一批善于将西方学术基本原理和比较普遍的国际惯例与中国国情和中国美术的本土语境以及本土模式相结合的策划人，在实践检验中，对国内当代艺术和展览运作获得新的理解和阐释，这必将对当代中国美术的健康发展会产生现实意义。郑胜天强调策展人要想把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家的创作放进展览空间，在中国的环境之下，他必须要用他各种各样的智慧来做创作和接受方之间的中介工作，可能有时候妥协，但不能放弃理想。广州三年展策展人之一冯博一认为，和体制的合作有不同的空间可以挖掘，不同的可能性都可以产生。所以不同的方式与可能性也是中国的策展人的工作方式和可利用的一种条件。当下工作的重点是前卫艺术在中国的推广，随着体制内外的工作，中国有很多双年展和美术馆来关注中国当代艺术了，那么可能会有些人被招安，肯定又会有一批新的策划人把我们作为一种挑战对象，又创立一种新的策展方式。'美术同盟 "的吴鸿希望能利用边缘身份提供另外一种深度，而不是有意识地和官方对抗。独立策展人顾振清强调策展人不是一味的斡旋和中介，实际上还是一个权力的较量，它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所获得的，其资本就是学术立场、经验和所做的工作独立策展人管郁达认为现在体制的容量和能量越来越大，弹性也越来越大，但今天艺术民主化的浪潮并不意味着艺术的妥协、与体制的勾兑等，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乐观期待提出疑问。。艺术家和艺术空间负责人王功新认为目前实验艺术和官方越来越多的合作，不是艺术家的妥协，而是官方为适应当今的全球文化，政府在不断的走向民主的过程，他们慢慢意识到当代艺术的重要或者是和国际上文化交流的一个必要性，他们做出了一个姿态来接受当代艺术，那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坚持一种独立和对抗的态度呢？官方在转变态度，一天一天的在变化。，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看似是人，但是由于体制的松动才有机会使这些人的个别现象出现，而且已经不是个别了。而策展人和艺术空间负责人陈侗则坚持不能把体制和人的作用混同了，目前的乐观现象仅仅是单一个人的作用。参与体制工作的艺术家李台环用经验告诉大家：很高级的一些文化界的领导层的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思想演变的过程，实际上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跟社会的理解很多方面都是同步的。目前的开放的这种局面为什么以前没能形成，它是一个努力的过程，实际中国意识形态方面很多东西在一点一滴的微妙的松动的改变着保守结构。原来是独立策展人现在已进入体制工作的吴美纯表示，实验艺术进入体制内，在我看来是起到了互相刺激的作用。当然学院里因此能获得的活力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招安不在于形式，关键在与你做什么事和如何做。
以上的种种发言情真意切，但很多是基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判断，而实际上所谓的中国语境有它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关于官方的和独立的也不是二元对立的，同时在中国解构与建构也不是对立的。策展人的权力，它并不是一种给予的权力，而是自我寻找的权力。所有策展人的工作都是多种语境里面的一种不断的整合，去使事情能够产生。我所关注的是这个过程里，有没有什么新的实践、新的意义出现？我所设定的对策展人权力的讨论并不是我们在会上所习惯说的那个权力斗争，而是说知识的力量和专业的角度上对视觉空间阐释的力量的使用。之所以会议话题会偏，正如盖帝美术馆的策展人Charles
Merewether在会上指出的,是身份危机的问题。我同意我的合作者长征执行策展人邱志杰的说法，所谓的新的长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一种主动的现代化过程，主动的去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我们会更多的去考虑，我们能够给国际、给世界、给他们什么，而不是考虑能够从世界去得到什么，更多的考虑是我们能够给出什么东西，给别人什么经验，而不是考虑能够获得什么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用一种非常谦虚的态度去从中国民间的各种资源里面寻找我们希望能引用的一些经验。这种主动与被动的姿态的转换，可能比官方与地下这个议题是一个更深的议题。
身份危机也是台湾艺术生态的特征。在频繁的出击中越来越大的伤害情节和危机感，里面的真实性如何？有没有可能，渴望伤害的情节已成为一种需求，和大陆当年的政治波普一样是一种策略，有没有可能，事实上有许多次的出击就是以不被接受为目的的？有没有可能，身份危机还会使我们自虐，泛政治化的艺术有没有可能必然被政治化地对待？台湾身份在艺术的呈现如果是建立在这个点上，它的创造性有否可能也和大陆的政治波普一样有前卫的虚拟性，在短期内行之有效，而有待将来的艰巨的清理工作？我们在遵义会议上也谈到了自我审查和自我技术控制，而台湾艺术在国际空间的挫折感里有多少和这个自身的策略问题有关？在为数不多的台湾艺术来大陆的交流项目中，如果有流产的话，是不是肯定就是大陆的政治原因，而不是内部的主动放弃？过于策略性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后遗症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自发的去长征和为什么又突然主动地结束的一个出发点，随着工作的推进和能力的增长，我们对于自己和《长征》的要求也在提高：仅仅把《长征"完成"，对我们来说己经不够。尤其是，我们决不愿意使《长征》沦为一件为了完成而必须去完成的事务。《长征》的魅力来自它的内蕴和张力，不在于它的形式和姿态。因此，我们有必要把《长征》保持在一种更开放的结构中，使它处在未完成的完成状态。从《长征》的精神出发，我们对于"完成"与"未完成"的概念，希望能够提出应有的质疑。而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休止符，使我们得于负责地思考"完成"和"未完成"。同样地，台湾艺术如果是以表面化的"出击"为出发，它或许也就只剩下留守和出走的两种姿态，对立的结果是矛盾重重。
中国的意义在于国际，国际的意义也在于中国。张颂仁以《长征》为例在遵义发言指出"《长征》基本上是放弃了一种有形的阵地，去争取一种无形的阵地，这才是一个建立新思想的阵地。今天我们在国际语境中的策展，也可以说是怎样把一些在中国的经验，和中国对当代的看法，重新再介绍出去，重新反省自己。可以说是回归到自己，所以，长征如果有意思的话，就是最后还是回归到资源、回归到土地上来。这个展览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长征的开始，现在的新的形势是不但是中国的当代需要长征，西方也需要到中国来长征，所以新的长征就是怎样去结合这个新环境，怎样把中国的土资源，变成大家的据点。"
2002年10月15日于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