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遵义国际学术研讨会 － 中国语境与展览策划

“长征”与当代艺术下乡

——给策划人卢杰、邱志杰及全体艺术家一封公开信

卢杰、邱志杰二位策划人，同志们：

恕我们妄加揣测，这次“长征”活动的推进，“长征”这一中国革命经典符号本身所蕴含的多义性空间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正因为如此，主流媒体和意识形态对这一资源的利用与弘扬也不遗余力，无论是中央电视台的“心连心”艺术团在革命老区的演出活动，还是演艺界艺人们“重走长征路”的采风秀都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对“长征”这一事件赋予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诠释的是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若干年前被大陆官方一些人捧得很高的美国佬索尔斯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只是对他伟大美国同行的著作作了一次“美国梦”式的拷贝。所以二位对“长征”符号的利用和挖掘虽然可谓用心良苦，但在策划和操作上却并无新意可言。近些年来，在众多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策划和推广中，“中国形象”、“中国魅力”、“中国行动”、“中国纪事”之类的“中国”话语，使搭上这些东方快车的艺术家们都获得了一种“身份”的认同，“长征”和“文革”等等只是形形色色的“中国”符号海洋中的漏网之鱼。

与二十年前开始的中国社会变革发源于农村改革的进程相反，中国当代艺术的突进从急剧扩张变化的城市化进程中吸纳了大量的能量。近年来，中国经济全球范围内的“一枝独秀”和若干“橱窗式现代化”的沿海开放城市的摩天大楼，好像正在制造一种新的“中国神话”，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是这种神话的一种视觉展示和反映。

二位策划的这次“长征”活动，沿用了现代主义和知识分子式的“精英”提问方式，设置了大量混杂、庞大的“精英”语式学术命题，我们，“长征”活动的参与者，在对活动交卷的时候更多是一个“思想者”而不是一个“行走者”。在当代文化体制中，策划人被赋予了一种非常霸道的学术权力，这在当代文化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某些国际性的当代艺术展选择艺术家和确立展览主题的做法已与奥林匹克和世界杯之类的体育竞赛看齐，国家力量和诸多非艺术的力量正在进行新的整合与角逐。

所以在现存的文化习惯和规定中，讨论策划和操作本身是一桩很无聊和乏味的事情，因为现行策展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设计合理、弹性很大的套路，任何套路都有来头与“合理性”，不是一个是非对错的问题。讨论无关痛痒，因为当今文化制度对任何批判的吸纳能力显示了一种惊人的“宽容”。

真正使我们对这次“长征”活动报以期待的是“在路上”和“行走者”的策划思路和艺术家个体经验、感觉方式和语言能力在变动的时空中构成的“遭遇”、互动与张力，如何真实、完整地记录、分析和展示这些“遭遇”，相信是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也是很有趣的一桩事情。

放大一点讲，“长征”活动的意义，我们以为，在于通过“行走中的视觉展示”使“当代艺术下乡”，使当代艺术的成长根植于“乡土中国”真实而牢固的本土文化经验土壤，在现有策展体制和文化规定性之下，“当代艺术下乡”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做法，也是一种比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策展思路，一如以往的“送戏下乡”和当今中国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一样，这是制度上创新的一种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二位在以精英文化的方式推进艺术的民主化进程，殊途同归，反而与当年“长征”所代表的革命精神有一种联系，毛泽东讲，“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宣言书。我们觉得，这也是当代艺术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艺术的国际化是一假问题，因为所谓“全球化”也是一个技术乌托邦的异形。从“乡土中国”到“都市中国”，此间的间隔与鸿沟正在被削平，“当代艺术下乡”也是这样一种削平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当代艺术在中国本土化进程的遭遇中所提示的问题，与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农村→城市→农村”的循环模式相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这恐怕也是游魂一样的中国当代艺术近一、二十年来命运的写照！

二位策划人及参加此次活动的部分艺术家、批评家、策划人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来到贵州遵义革命圣地，是这次“长征”活动“当代艺术下乡”的一次胜利会师，也是今年当代艺术在中国的一个重要事件，正因为如此，贵州的部分艺术家、批评家和关心中国当代艺术成长的人们，无不同声叫好！热忱地欢迎大家的到来，一如当年的遵义百姓欢迎红军的到来一样，为此我们献上锦旗、香烟和美酒，表达大家诚挚的心意。

致以

革命的敬礼！

管郁达 执笔

贵州部分艺术家（排名不分先后）

管郁达、陈启基、王 俊、

董 重、尹光中、钱筑生、

蒲 菱、蒲国昌、陈 艺、

周舒舒、刘海滨、叶 鑫、

片 山、刘 桐

2002年8月7日于贵阳、遵义

 

《欢迎当代艺术下乡！》参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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